关于《我不是药神》的影评不重要，影片主题立意、关注群体和反映的医药体制问题，才是走出影剧院需要直面的现实。这种现实关照，是在体制与人性的夹缝中坚守的生命伦理和终极关怀。
主人公程勇以售卖印度神油为生。蜗居在破旧逼仄的小店，油腻的头发和愤怒的胡子在程勇脸上肆虐生长。程勇可以随时点燃香烟，随时开腔，流露一脸的“我是流氓我怕谁”，一个大写的Loser。前妻为儿子的将来考虑，要求变更抚养权，这个曾经家暴的男人又将粗野的拳头挥在对方头上。
一位不速之客的到来为程勇的命运转折埋下伏笔。国内治疗白血病的正版药品“格列宁”一瓶4万，而产自印度的仿药只要5千。向小旅馆兜售神油的程勇不是法盲。在国内销售未经卫生部门批文的进口药是犯罪。尽管事业生活很失败，但程勇阅历丰富，明白深浅，不耐烦地回绝了消息人。
接二连三的生活失意，迫使程勇铤而走险。他联系上患有白血病的消息人吕受益，从印度走私入境一百瓶仿制药。初期仿制药销路不畅，经病友群传播，许多生死线上挣扎的病人开始购买这种比正版药便宜的仿制药。
仿制药不是假药。由于仿制药在剂量、安全性、效力、质量、作用及适应症上与专利药相同，故受到许多国家病患的欢迎。2011年，全球仿制药市场规模超过1300亿美元。2011-2015年是药品专利到期的高峰，有770亿美元的专利药到期，很快被非专利保护的仿制药替代。
印度是仿制药生产、销售、出口、消费的大国。程勇以身试法走私售卖仿制药“格列宁”，受到病人的疯狂抢购。他一脚踩上法律红线，却打开了许多人的希望之门。
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但有钱的鬼依旧是鬼。程勇依旧是浑身痞气，他出入迪厅砸钱摆谱，让男公关跳钢管舞取乐，他盯着衣着暴露的舞女两眼发直，他坐在钱堆里怀疑人生、醉生梦死。
至此，影片主线还是一个想暴富而不择手段的商贩和一群病友之间的“劣迹”。此刻，导演控制住叙事节奏，让主题升华再隐匿铺垫一会，让灰暗粗鄙的气息还不要散去。观众目睹的还是一如之前的场景、人物和基调：破败、消沉、挣扎、逼仄、杂乱、灰暗和一夜暴富后得意的嘴脸。
瑞士药厂发现市场上“假药“泛滥后报警，警方介入案件侦查。制售假药的真贩子注意到印度版“格列宁”的大卖，找到程勇表示愿意代理这款药，程勇负责供应渠道，每年可净赚200万。
深知售卖走私的“格列宁”要坐牢，程勇决定将印度版“格列宁”代理销售权转给药贩子，自己转行做服装生意。几个病友兼合伙人纷纷离他而去。叙事告一段落。
未曾料到，不择手段的药贩子获得代理后加价卖药，致使病人再次无力承担高昂的药费，曾经的合伙人吕受益也因断药而病情加重。吕受益妻子跪地拦车，向程勇哭诉遭遇。程勇看望病入膏肓的吕受益后良心发现，决定重操旧业，而且只按每瓶500元的原价销售。
各种细节的铺陈已进入分寸，氛围开始嬗变。痞子程勇就这么跌跌撞撞扮演起救死扶伤的角色，剧情慢慢笼起悲情英雄的基调。
民警发现走私药虽违法，但确实解决了许多病患的用药问题。病人动情的诉说，打动了民警。但公安局长对已打退堂鼓的刑警一番情与法的宣示，连同此前的细节刻画、桥段转和，氛围营造，将本片关于情与法、道与利、穷与富、悲情与道貌的矛盾冲突揭示给观众，令人不禁质问：是谁制造了这一切？谁又该为此负责？
电视嘉宾在高谈阔论非法药品的危害，码头保安发现走私品后在负责任地报警，公安局长在堂堂正正地履行共和国职责，而无数带着白口罩的病人在默默中生死挣扎。这由两条线交错而成，一条是代表法治的威严性、医药管理的科学性和救死扶伤的体制化，它由面对病人死亡，冷静得可怕的医生构成，由秉持法律正义的警察构成，由药品管理部门和公职人员构成，由担当鼓吹手的修辞媒体人构成，甚至由无数如保安这类在本职岗位上奉献的小人物构成，他们都在履行做事做人的正当职责。而另一条线由无数垂死的病人和家庭构成，他们抢天呼地的挣扎在自己内心是如此痛彻，而在外人眼中仅是淡然的谈资。
这两条线交汇在某个矛盾点，作为观众需要思考求证这个矛盾点在人性、道德、法律和体制坐标系上的数值。
这个数值会迫使人们作出批判性反应和悲观情绪，因为这其中隐藏着太多不可告人的利益。但对于社会而言，除去死亡带来的伦理思考，还有社会悖论这一无解的常数。
医药科学和医保政策是任何国家重大复杂的问题。利益和偏好的不均衡分布是发展中社会面临的普遍问题，也是众多问题的根源。在患者、医生、药厂、管理部门和享受特需的不同群体中，各有不同偏好和利益。这些偏好和利益错综交织，产生出穷困、因病早逝、因病致贫、回扣、层层代理加价、受贿、进口审批等诸多社会敏感点，而由此恶化，又延伸出心理失衡、犯罪、反社会行为等连锁反应。
当所有人都在按照自己认为可行的方针行事，这种种“正确“偏好和选择的汇集，最终可能导致一个荒谬的结果（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在《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》中用数学方法证明了在多元偏好和选择的社会，民主选举中这些选择的结果可能是恰恰是非民主的，即程序民主可能导致实质的非正义）。
所以，一旦社会打破均衡，就不可能有令所有人满意的决策。批判无良商家和官员，怜悯穷困的病人家庭只是道德和情绪的反应，面对社会内在的悖论和某些问题的无解性，我们只能在不断探索试错中前行。当我们庆幸社会发展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问题后，才看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又在制造一个又一个问题。
片尾，吕受益因无力支付高昂的药费自杀，小黄毛为保护程勇驾车躲避警车追捕，不幸遇难，程勇也因犯罪被判刑。代价不应是过眼云烟，政府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逐步扩大医保药品范围，完善药品上市审批机制。
至此，电影《我不是药神》以显而易见的戏剧冲突向观众排开一连串沉重的命题。不得不说，《我不是药神》的底色是灰暗的，也是悲剧的。但不能否认，在中国，诸多社会进步正是由一件件个案，一个个代价化蝶而成。有时，这种代价为世人所理解，有时这种代价并不能为当时社会所认可，那才是推动社会前行的悲剧英雄。
以电影这类广泛而具有影响力的艺术载体，传播敏感沉重的话题和命题，带给观众些许不一样的感受和思考，这在商业娱乐电影蓬勃发展、票房爆表的中国当下并不多见。电影是娱乐工具，也是社会批判和人性反思的利器。中国电影是时候少一些 “奶头乐“主义（布热津斯基），而应更多一些《我不是药神》。
